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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银付激活码(dianyinzhifu.com):至大至刚,跋扈为公:史语所中的傅斯年

admin 社会 2020-12-26 53 0

傅斯年性格之中,最张扬的就是“霸”,最受诟病的也是“霸”。他铮铮铁骨,坦荡狷介,一改某些知识分子唯唯诺诺、一尘不染之陈习,因此获得“傅大炮”、“傅老虎”、“曹大丞相”等外号。爱之欲其永生,恨之欲其速死。

傅斯年

“他们瞥见我就跑,我很寥寂”

傅斯年之“霸”,正视之是经受、是勇气,显示其领导力、组织力;睥睨之是独断、是自负,难免对人对事有私见、有误会,虽然经常占理,不可能每次都占理。况且咄咄逼人,纵然有理,也让人难以接受。傅斯年去世后,蒋梦麟回忆:“他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他说一就是一,说二就是二,其中毫无夹带其余意思,但有时因此会得罪人。”

1943年冬,王世襄从北平来到重庆,一心想去大腕云集的中研院史语所事情。他是燕京大学硕士,英文好、历史好,又请年迈王世富的清华同砚梁思成引荐,信心满满,以为在史语所谋职有戏。没想到傅“霸王”面谈时只说两句话,就把他挤兑走了。

傅斯年第一句问:“你是哪个学校结业的?”王答:“燕京大学国文系本科及研究院。”傅接着来第二句:“燕京大学结业的不配到史语所来。”王世襄脸一红,从他办公室出来。梁思成无奈,只好把他放在“自留地”中国营造学社做助理研究员。

除了母校北大,也许只有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生的史学功底,才气让傅斯年另眼相看,其他大学入他高眼的不会多,难免以偏概全。

燕京大学是民国的名校之一,建立于1916年,校训是“因真理,得自由,以服务”(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)。首任校长司徒雷登大刀阔斧,治校业绩斐然,燕大在中国教育界的声誉直追清华、北大。“北大老,师大穷,清华、燕京可通融”,这是“七·七”事情前撒播于北平高校的女生择婿尺度。

傅斯年与王世襄的故事另有精彩的“两句话”后继。王世襄在中国营造学社干得很好,抗战胜利后,清算追还被敌伪侵夺的文物,孝敬颇多。1945年9月至1946年10月,就详细经办收回六批文物。

1946年11月,王世襄在南京出席清损会 *** ,即将赴日谈判索还战时损失文物。傅斯年在会上又对他说了两句话。第一句是:“你去日本事情,追索文物当和在平津一样,要异常异常aggressive。”第二句是:“那年在重庆你来见我,我不知道你还能事情,若是知道,我就把你留下了。”傅先入为主,念兹在兹王的“跑腿打杂”做事功夫和燕京大学靠山,而不是他的学术潜力,令人啼笑皆非。

史语所的年轻人,都是傅斯年一手种植,受过他的严格训练和薰陶,爱他、敬他、畏他,见他有如老鼠见猫。史语所天天下昼五时晚饭后,职员都出来溜达,远远瞄见傅所长过来便跑开。傅很失踪无奈,告诉门生王叔岷:“他们瞥见我就跑,我很寥寂。”

傅斯年心正体胖,会拍拍肚子,以自己是胖子而自豪。有一天,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到史语所,感应气氛与前些时候大不相同,便对董作宾传神地说:“胖猫回来了,山上顽皮的小耗子,这几天敛迹了。”董作宾对此感伤,“孟真先生对同伙,对同人,原是一片赤子之心,同人爱他之处在此,然则受过‘训’的年轻人,‘敬’同‘畏’却又压住了他们的‘爱’。”

历史学家何兹全是傅斯年的学生,厥后随他入史语所走上学术之路。他说:“我同所内大多数学长、学弟一样,对傅先生是又尊重又羁绊,用三个字来表达,那就是‘敬’、‘怕’、‘亲’。”何兹全还算好,他的堂兄何思源和傅斯年是北大同砚,新潮社战友,在德国一起留学,回国后在中山大学一起任教授。

何兹全入北大念书,何思源请托傅斯年教授做担保人,以是何兹全怕归怕,还敢兴起勇气,劈面告诉傅所长:“人人都怕您,我们在那里谈天,有说有笑,您一来,人人就溜。”傅说:“要命,我这么不受迎接。”何答:“不,没有人不迎接您,都尊重您,亲您,然则和您在一块又喜悦又羁绊。”

1995年12月,何兹全受邀赴台,加入傅斯年诞辰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。会后,85岁高龄的何兹全去台大傅斯年墓前祭祀,行三鞠躬礼,然后和夫人郭良玉一起跪下默哀,何老先生还哭了。师者有仁,学生感恩,也是中国师生情、师生缘的一段美谈。

陈寅恪大师对傅斯年的“霸气”也头痛,敬而远之。因陈从香港返桂后滞留,不来李庄驻所,傅强制中央研究院将陈的专任研究员解聘、降薪,两人若干有些隔膜。

1943年春,陈寅恪写了首诗《癸未春日感赋》给史语所同仁,颌联是:“念书渐已师秦吏,钳市终须避楚人。”“似乎隐含了他对傅斯年的不满,以为傅斯年已成‘秦吏’,自己需要逃避一下。”据吴宓日志,1945年9月16日,陈寅恪夫人唐筼向来访的吴宓埋怨,“傅斯年来函之薄情无礼”。

“等他一死,遇到事情要争原理时,没有人出来为你争了”

在李庄时,史语所一个同事的小孩拿香火烧螳螂,他看到后,朝孩子的 *** 踢了一脚,生气地说:“怎么从小就这么残忍!”他对这个油滑小孩的管教,流露出对小动物的仁心。

傅斯年具儒家名士之古风。对贪腐渎职显贵,从来没有好神色,舍得一身剐,敢把两任行政院长(孔祥熙、宋子文)拉下马。但对下层职员、学生、工友,脾性多不感动,反而和善可亲;若有感动,经常悔恨且解救。

许多人怕傅斯年发飙,却有人“喜欢”他发飙。秘书那廉君回忆,傅斯年在南京的所长办公室工友老裴,最希望傅对他发脾性。由于傅发泄之后,十次有九次会悔恨,“上午发了大脾性,下昼某杂志社送来的一笔稿费,一古脑儿送给了老裴”,以表歉意。

那廉君珍爱文物,傅所长屡被“折磨”,仍然乖乖配合。中国宋版书籍全是国宝,一直是珍藏界趋之若鹜的珍品,素有“一页宋版,一两黄金”的说法。北宋刊《史记》、南宋刊蜀本《南华真经》、南宋刊《文苑英华》,合称台湾地区“中央研究院”傅斯年图书馆的“镇馆三宝”。

抗战胜利后,傅斯年几经考虑、研究,又咨询专家们意见,拍板花巨款1亿元为史语所购入北宋版、南宋修补、南宋印的《史记》40册,放在保险柜中。胡适、赵万里等人共识,“此本为今存《史记》之最古本”。胡适支持傅斯年花巨款购书,激励说:“你此次豪举,并不错误。”傅很喜好这部书,一有空就请卖力保管的那廉君拿到办公室翻阅。

那廉君尽职尽责,每次都在所长身旁“紧盯”,防止他的烟斗或雪茄。傅办公室的大型吊风扇吹得“老古董”的书页嘶嘶作响,每页之间原来夹着一片用于防潮的烟叶,险些飞翔起来,那廉君马上把风扇关掉。傅体胖怕热,汗如雨下,也无可奈何,作了一个异常无邪的脸色,连说:“好,好!”另一次,叹口吻对客人说:“你们看,我也受到了限制!”

据史语所的所务 *** 记录,傅斯年的提案险些都是“议决 通过”,但也有个体未通过。例如,他在1931年1月25日所务 *** 上暂且提案,“本所集刊每本最后一分(按:相当于季刊)须附此本所有论文译成英文提要。”

他的初衷很好,有英文摘要利便宣传,更容易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。但陈寅恪否决,以为“此事极难”,理由也很充实:本所同事研究偏向差别,专业性太强,隔行如隔山,生怕没有人能胜任翻译,纵然自己翻译也吃力,更好只附英文问题。所务 *** 最后决议“保留待下次讨论”,实质是弃捐傅斯年所长的提案。

傅“胖猫”主持史语所所务22年3个月,时代史语所需资金、装备、图书、项目等,主要靠他协调争取。他去向蒋介石、蔡元培、陈诚、朱家骅、胡适等人要经费,经常不会空手而归,更不会亏待他。1949年6月,台湾地区物价高涨,台大教授日子忧伤。朱家骅刚升任行政院副院长,傅斯年来电祝贺,虚晃一枪,即伸手要钱,申请为台大教员加一个月全薪。朱家骅指挥:“中央财政困难已极,弟当想法商请阎公(按:时任行政院长阎锡山)筹拨一款津贴也。”

他历久处于政局不稳、战争不休、经济拮据、权要溃烂、社会动荡的年月,善于行使与 *** 高层确立的慎密人际关系,为自己、同伙、新秀开展高质量的学术研究,寻找需要的支持、极限的突破。陶希圣曾说:“傅斯年在世时,人们怕他,可是等他一死,遇到事情要争原理时,没有人出来为你争了。”

有一次,傅斯年在重庆筹得一笔小款,托人带回李庄,分赠给史语所同仁。分法却反常:职位低人口多的,反而分钱更多。职位高的不爽了,有怨言。傅有先见之明,附信已预言:“你们分得这笔钱后,有的人一定大吃,有的人一定痛骂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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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子水在北大同砚中最信服傅斯年,他到中大、北大、台大任职,都是傅斯年提携。毛肚中有货,但谈锋一样平常,也有自知之明,教书非己所长,兴趣网罗文献,自谦是“dilettante”(按:半吊子)。傅斯年知人善任,推荐他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,但也不满意老友的安于现状、不求上进。在台大劈面临毛说:“不是因时势关系,我决不会请你教书的。”毛谈论傅:“最伟大的地方,在他的大公至正的故意”;“对一个国家学术机构的首长,学识虽然主要,公正无私尤为主要。孟真学问上的天才,虽然是有数的;而他的大公至正的心胸,则尤为罕有!”

位于台北市大安区中国台湾大学校园内的傅斯年墓园——傅园

“傅先生的跋扈是为公,不是为私,是为人,不是为己”

孟真很猛很真。早在中山大学就和傅斯年共事的黄季陆教授以为,傅斯年的个性是“无邪、贞洁和义侠一类的人物”;“在举世普遍被重利轻义,虚伪和势利种种恶习笼罩着的今日社会”,这类人物“使你心坎上钉着一件器械,永远都不会忘却”。另一位中山大学教授、和傅做了三十多年同伙的北大同学伍俶说,“没有瞥见他向人低过一次头”,“没有丝毫权要政客的气息”。

和傅来往二十多年、在中研院建立之初就熟悉的程沧波说,“从未以为他自满,我只感应他的热情洋溢,醇厚有味。”在经常采访他的记者们眼中,“他是一个最和善朴素而平民化的学者”,“慈和、老实”。

思想者、先行者的灵魂必定是自由的,心胸通常是宽阔的,言行往往是孤寂的。所谓“峣峣者易缺,皦皦者易污。《阳春》之曲,和者必寡,盛名之下,实在难副”。(《后汉书·黄琼传》)傅斯年天马行空,特立独行,一骑绝尘,知音稀缺,非议不少。

有人骂傅斯年“对着镜子不认识自己的人”。台大法学院商学系主任刘溥仁教授针锋相对为傅校长注释:“实在,这何尝是傅先生的短处,相反的,这正是他那无私的伟大人格。”有人骂傅斯年“跋扈”。追随傅斯年十年的门生王叔岷,为“一生最崇敬的先生”行侠仗义:“表面上看来是跋扈,可是,傅先生的跋扈是为公,不是为私,是为人,不是为己。”

朱家骅也为傅斯年的“狂狷”、“独行其是”辩护。他说,“孟真为人,磊落轩昂,自负才气盛气凌人,执笔为文,雄辞宏辩”;“常目空天下士,……唯其狂,以是富于情绪笃于友谊。唯其狷,以是做事能坚持主张,确守职责,为要贯彻他的主张,完成他的职责,他经常能力排群议,独行其是。”

傅斯年爱才胜命,不仅不强横,简直甘为“保姆”。对陈寅恪、赵元任、梁思成等大师敬重通知的事例不必多说,对有潜力的学术新人提携也许多。“一生最乐于成人之美,尤乐于指导青年,提携后进。”王世襄之以是被傅斯年“两句话”挤兑走,十之八九是他那时的才学,还不足以感动傅。

屈万里曾回忆一位没有任何靠山的年轻同事,怎么进的史语所。史语所驻四川李庄时,这个年轻人在四周逛来逛去,想见傅斯年又不敢见。恰巧碰着傅斯年出来,他兴起勇气,迎上去自我先容,说他是某大学的结业生,听说史语所若何若何好,想进史语所事情而没有人先容。傅斯年“找他一谈,以为这个年轻人很不错,于是就用了他”。

他给史语所职员部署事情,会用商讨的口吻;下属因故不能执行,他也不以为忤;与钱穆关系玄妙,但钱在武大的得意门生严耕望有真才实学,他没有门户之见,依然任命、重用。1945年7月中旬,严耕望自我先容,向傅斯年写了封求职信,附寄三篇论文,自己都“不存多大希望”。8月21日竟然收到傅斯年前一天的回信,说浏览大作,准许请求,见告依据院章制定职称,让严喜出望外。

8月22日,严耕望乐悠悠地到重庆中研院做事处见傅斯年,傅说自己现在事儿多,希望严暂时留在重庆,帮他处置一些文书方面的事。严却以为自己最无做事能力,文笔也很凝滞,以是第一天报到,就拒绝傅所长下达的第一个下令:“不能担任这项义务。”傅不勉强,马上说:“那么你就先到李庄史语所去。”事后严回忆,也感受自己太直率,“未免太书呆子气”,而“傅先生很有器量!”台湾地区“中央研究院”邢慕寰院士、余英时院士听严耕望院士讲述这个故事,都哈哈大笑。

严耕望结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,妻子结业于中央大学历史系,宗子出生后,家庭开销大,生涯拮据。傅斯年从其他渠道获悉后,不仅将自己为教育部审查论文的审查费,送给这位年青人救急,而且自动为其妻找事情。让严写一张妻子的履历表,他向考试院推荐任命,不乐成;又向国立编译馆推荐,终于乐成。恩师拿着其妻的履历表走出史语所大门的步履姿态,经常在严眼前浮现。傅斯年去世后,严写追忆文章,“走笔至此,不禁涕泪交零,不能成字!”

傅斯年的知遇之恩,严耕望舍命相报。1995年头,台湾地区“中央研究院”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“傅斯年百年纪念专号”征稿。79岁的严耕望自以为其一生事业学问,沾恩于傅先生的欣赏提升,以是掉臂年迈血压高,不用多篇已完稿、未揭晓的制品,围绕“唐代人口”课题原创学术新作,“拼了老命也要赶出论文以纪念傅先生”。他改变年轻时就形成的早睡早起生涯习惯,“延续两个多月赶写文章,常过深夜十二点才睡眠,完稿前几天,甚至事情到破晓两点多。”交稿之后大病一场,康健严重受损,次年突发脑溢血去世,同门师弟余英时悼文题目就是《中国史学界的朴素楷模——敬悼严耕望学长》。

“凡遇到公众之事,往往过量热心,此种热心确出于至诚”

“大人者,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”(《孟子·离娄下》)傅斯年正直感动,严于律己律友,尤其是非善恶,异常较真。对“辣眼睛”之事不会躲闪“闭眼睛”,反而自动“怼眼睛”。或舌战、或笔战、或拳战、或心战,总要争一个效果,而且是争胜。殷海光谈论,傅斯年“是一个有是非之心的人”、“是一个有至大至刚之气的念书人”。

罗家伦和傅斯年吵了几十年的架,依然友谊之树常青。傅说,“相互都有好吵的脾性,险些天天打嘴仗,甚而至于气忿忿的,不谈话了。然而过五六分钟,仍然一切如常。”罗形貌两人关系,“不见要想,碰头就吵,真是新鲜的事。”

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,傅斯年常说与世无争的赵元任,“若是办行政总是输给人,由于每件事若要生长必须有争的地方。”傅斯年经常气别人,也被别人气。“毛子水连骂我三天都是insinuations(按:含血喷人),最后大吵一回。”

罗家伦对这位“最英勇的斗士”的性格甜头看得透:“孟真是人,不是做作的超人,是充满了人性的人。”对他的缺失看得也透:“孟真由于富于斗劲,以是经常好斗。人家一有不正当的指斥,不正确的主张,就马上用口用笔和人家斗起来。”在他去世前两天,罗还取笑傅:“不要和蟋蟀一样,被人一引就兴起同党来,效果反引起他一顿反扑。”罗剖析其中部门原委,“他做事太认真,和是非看法太强之所致。”

人贵有自知之明,傅斯年也有反省,忸怩自己“总是以前谁人浮躁样子”。1942年2月6日,在高血压病治疗、休养泰半年后,坦率向胡适剖解:自己的性格“虽有长有短,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,虽也难免好名,然总比别人好名少多矣”;自己的偏差是“凡遇到公众之事,往往过量热心,此种热心确出于至诚”,“情绪绪动,私事甚少,而为公者极多。性情云云,故得此病更不易治”;自己的病因是“我良心不满于政治社会,又看不出好门路之故,而思进入学问,偏又不能忘此生民,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去跑来”。这是他的宿命,也是他的挣扎,终生未改,也改不了。

1948年4月5日,他致函胞弟傅斯岩剖析自己高血压的病因有三:体胖、脾性坏、习惯坏(劳动无节制、睡不满六时等)。自以为脾性坏“最是大偏差,忧劳怒三事无一要得”,“我不算大劳而通常忧国忧民却并不自忧也”。1948年11月6日,他又向友人李田意反思,“我的脾性虽然小我私家的忖量甚少,而很热心公务及别人的事,或者血压高病即与此相为因果。”

傅斯年能伸能屈,自己不为“五斗米折腰”,却常为学者们及其家族的“五斗米折腰”。暂居李庄之时,就三天两头为中研院的三个研究所(史语所、社会所、人类所)和中央博物院“找米下锅”,平稳人心。

他经常坦率地写信向四川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梦熊“化缘”:“请您不要遗忘我们在李庄山坳里尚有一批以研究为职业的同伙们,期待着食米。”

傅信中还自嘲这些学者是“豆腐先生”,由于穷得只能吃豆腐了,实际上连豆腐都吃不起、很少吃。上次他在南溪县陪王梦熊吃了餐饭,习惯清汤寡水的肠胃没福气消受,餐后腹泻一周,成为大伙的笑柄。

傅斯年对后学热情种植,有时也不满、失望,而且毫不客气。元史专家杨志玖年轻时很受傅重视,傅一直想培育这小我私家才,又资助缓解他的经济拮据。1938年夏,杨志玖从史语所中英庚款中每月领取30元,够房租、饭费、买书和零花。1941年秋,杨从北大文科研究所结业前夕,傅来信,建议他更好留在北大或到史语所来。杨听从导师姚从吾的推荐,去了南开大学。

南开的历史学术平台,和北大、史语所不在一个数量级。1944年,傅又将杨借调到史语所两年多,用的是“刘备借荆州”之策,准备留在史语所。1946年,南开文学院院长冯文潜催杨回天津上课,杨守信用回了南开。傅另有意送杨出国深造,但杨以自己岁数偏大、准备娶亲为由婉谢。傅失望之余,斥责他“没出息”。

杨志玖对傅斯年的种植,一直感恩、遗憾、愧疚。1960年加入党外人士的谈心会,他真诚说出与傅斯年的情绪,“没有能够实现从傅斯年进一步学习,有违傅先生的盛意,感应忸怩。”

傅斯年在学术界最为称道的是,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,并任终身“掌门”。筹备中研院史语所时,傅斯年才30岁出头,风华正茂、活力四射,而且已有建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履历。他展现高明的组织领导才气,构建现代学术系统,招揽优秀人才,筹措流动经费,指导编撰刊物,顺畅协调上下左右关系,团结、培育一批卓越的学术大师。他是非较真、霸气十足,却合理正直、“至大至刚”(按:孟子论“浩然之气”,语出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,堪称“中研院史语所之父”。

(原文注释从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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